我们已经以介绍的方式运用了勒邦的观点。因为它在重点强调的心理生活方面与我们自己的心理学观点十分吻合。不过，我们现在要补充说明的是：其实，勒邦的论述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他对集体心理的种种表现所说的一切贬损的话，早已由他以前的人们同样清楚同样充满敌意地说过了。从我们最早的文献中便可看到，一部分思想家、政治家和著作家们曾用同一个调子重复过这些内容。勒邦最重要的两个论点，即在集体中智力功能遭到集体抑制而情感性得到增强，不久前已由西盖勒(Sighele)系统地阐述过了。实际上，剩下的那些被看作勒邦的独立见解的东西，就是对无意识的看法以及提倡与原始人心理生活作比较的观点。然而，甚至就连这些思想在勒邦之前也已时常有人间接提到过了。
不过，另外要指出的是，勒邦和其他人对集体心理所作的描述和估价也决非毫无争议。当然刚才提到的一切有关集体心理的现象无疑是正确观察的结果，可是我们还可能区分出集体的另外一些表现形式，它们有着恰恰相反的作用，而且根据它们，必定应该对集体心理作出更高一点的评价。
勒邦自己也曾打算承认：在某种场合，一个集体的品格要高于构成它的那些个人的品格；而且，唯有集体才能产生高度的无私和献身精神。“个人的利益，在离群索居的个人那里，几乎是唯一的动力，而在集体那里，简直是不为人所注目的”(勒邦，英译本，1920年，第65页)。其他的作者也指出了这样的事实：惟有社会，才最终为个人制定出伦理的准则；而个人则通常是无法以某种方式来达到社会所要求的高标准的。他们还指出，在一些非常的时刻，在一些团体中还可能产生一股莫大的热情，它使最壮丽的集体业绩成为可能。
至于智力方面的工作，事实上看来还确实应承认，要在思想领域中作出伟大的决策，要获得重大的发现，要解决疑难的问题，就只能靠一个人回避世人的浴心钻研。不过即使集体的心理在智力的领域中也是能具备创造性天才的。这一点由语言本身表现得尤其显著，此外在民歌和民间传说等创作活动上也是如此。不过，个别的思想家或作家受他们所在集体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以及他除了使一项有别人同时参与的精神作品完善化以外是否还能作更多的贡献，这些问题还尚未搞清楚。
面对这种截然相反的解释，看来，的研究似乎必定是徒劳无功的。然而要找到一条更有希望逃离这种进退维谷的处境的道路，还是不十分难的。在“集体”这个词中或许包含一些结构极其不同的种类，必须对它们加以区分。西盖勒、勒邦和其他一些人有关集体的论述指的是一些寿命短暂的集体，它们由某种眼前利益而将各种各样的个人匆匆地聚集起来。他们的论述无疑深受那些革命集体尤其是法国大革命集体的特点的影响。相反的论点则来源于对那些稳定的集体或社团的考虑，人们在这种集体中度过一生，而它们则体现为社会的公共机构。第一种集体与第二种集体的关系就好象一个滔天的海浪与一个海底的地隆那样。
麦克杜格尔(MeDouga11)在他的《集团心理》(1920年a)一书中，正是从上述矛盾出发展开论述的。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强调组织的因素。他说，在最简单的情况下，这种“集体”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组织，或者说根本不具备称得上组织的东西。他把这样的集体称作“人群”。不过他承认，不管怎样一个人群要是不具备一点点组织的雏形，那就简直无法聚集在一起。也正是在这些简单的集体中，可以特别容易地观察到某些基本的集体心理事实。(麦克杜格尔，1920年a，第22页)一些散乱的人员要形成一个在心理学意义上类似集体的东西，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些个人之间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如对某个对象有共同的兴趣，或在某种场合有相同的情感倾向，以及(我想在此插入：“结果是”)“某种程度的交互影响”(同上书，第23页)。“这种心理同质性”的程度愈高，这些个人就愈容易组成一个集体，而集团心理的特征也就愈明显。
一个集体形成后产生的最显著、最重要的后果是，它的每一个成员的“情绪变得极其高涨和强烈”(同上书，第24页)。麦克杜格尔认为，在一个集体中，人们的情绪会高涨到他们在其他场合很少能达到或从未有过的程度。对这些人们来说，完全任自己受情感的摆布，因而彻底被集体所吞没直至失去自己的个性局限感，乃是一件快事。麦克杜格尔用他所谓的情绪直接诱导原则来解释这种使个人如此地受一个共同的冲动左右的方式’这个情绪的直接诱导原则是经过原始的交感反应，亦即我们早已熟悉的情绪感染而产生作用的。(同上书，第25页)事实上，对某种情感状态记号的感知很可能自动地在感知它们的主体心中引起同样的情感。如果同时具有同样情感的人愈多，那么这种自动的强迫现象就愈强烈。个人完全丧失了他的批判能力，而使自己陷入同样的悄感之中。不过在此同时他也会使那些曾给他如此影响的人们变得更加兴奋。这样一来，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就会使个人的情感负荷大大增强，这种被强迫去做和他人一样的事、去和众人保持和谐的现象，在本质上必定有某种东西在发生作用。越是祖野、越是素朴的情绪冲动，在一个集体中越容易通过这种方式传布(同上书，第39页)。
从集体中产生的其他一些影响对这种情感强化的机制也非常有利。一个集体给个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集体是一种无限的力量和难以克服的威胁。集体暂时地取代了整个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是权威的行使者，它的惩罚使个人感到不胜畏惧，因而处处抑制自己。在他看来，使自己与集体对立显然是十分危险的，最安全的办法是效仿周围的人们，甚至可以不借与豺狼为伍。由于服从新的权威，他可能会丧失以前的“良心”，完全地沉溺于因取消种种抑制而自然带来的极度的愉快之中。因此，总的说来，一个个人在集体中会做出或嘉许那些他以前在正常生活条件下所避免的事情，这并不是很出乎意料的现象；从而，我们甚至可望略微澄清一下通常为“暗示”这个谜一样的词所掩盖着的含混不清之处。
麦克杜格尔并不反对在集体中智力受到集体抑制的论点(同上书，第41页)。他说，智力低下的人会把智力较高的人拉到他们自己的水平上，智力高的人的行动会受到阻碍。原因之一是，情感的强化一般说来会给正常的智力工作造成不利的条件；原因之二是，个人受到集体的威吓，他们的精神活动是不自由的；原因之三则是每一个个人对自己行为所应有的责任感普遍下降。
麦克杜格尔在总结简单的、“非组织他的”集体的心理行为时所作的论断，和勒邦的论断一样充满贬意。他认为，这样的一个集体“往往极端地感情用事，冲动任性，暴皮恕眼，变化无常，毫无远见，优柔寡断，行为极端，只有粗俗的情绪和粗糙的情感，极易接受别人的暗示，思考不周密，判断草率，只掌握一些简单的、不完备的推理形式，很容易受人操纵，缺乏意识，没有自尊心和责任感，常常会被对自己力量的意识冲昏头脑，结果就倾向于产生我们已能预计到的任何不负责任的绝对力量都会表现出来的所有现象。因此，这种集体的行为就象一个蛮横的顽童或一个末开化的冲动的野蛮人在陌生环境下的行为，而不象它的普通成员的行为。在最坏的情况下，它的行为象野兽的行为而不象人的行为。”(同上书，第45页)
既然麦克杜格尔把一种高度组织化的集体同以上报述的那种集体的行为加以对比，那么我们将特别有兴趣要了解这种组织化的内容是什么，它是由什么因素产生的。作者认为，有五种“基本条件”可将集体的心理生活提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第一个亦即最根本的条件是：这个集体必须持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无论是内容上的持续存在还是形式上的持续存在。所谓内容上的，是指同样一些个人在这个集体中持续存在一段时间；所谓形式上的，是指在集体内部存在着一个固定的职务体系，这些职务由一些个人连续担任。
第二个条件是：集体的个别成员应对该集体的性质、机构、作用和能力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因而根据这种认识与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体保持一种感情联系。
第三个条件是：这个集体应同别的与它类似的、但在许多方面又与它有区别的集体(或许是以竞争的形式)发生相互作用。
第四个条件是：这个集体必须拥有尤其能确定其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传统、风俗和习惯。
第五个条件是：这个集体应具有一个确定的结构，这个结构要体现在它的成员的作用的专业化分工上。
麦克杜格尔认为，要是具备了上述条件，集体形式在心理方面的缺陷便可得到弥补。通过撤回集体的智力任务而将其保留给它的个别成员，智力能力的集体下降现象也就可以避免了。
在我们看来，似乎可以更合理地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麦克杜格尔为实现集体的“组织化”所规定的条件。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集体恰恰能够获得那些曾经是属于个人特长的、并在形成集体时已丧失了的特征。因为，处在原始集体之外的个人具有自己的连续性，自己的自我意识，自己的传统和习惯．自己特殊的作用和地位，他与他的敌人保持着距离。但由于加入了一个“无组织”的集体，他已经暂时地失去了这些特点。因此，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目的是使集体具有个人的种种属性，那么，我们就要记住特罗特(Trotter)的一个颇有价值的论点，其大意是，组成集体的倾向，从生物学上说，是一切高级有机体的多细胞特性的延续。
参见克拉斯科维克(Kraskovic)1915年的著作．
参见莫德(moede)1915年的著作
《和平与战争时期民众的本能》(1916年)。
1923年增加的脚注：]我不同意汉斯·克尔森(Hanss Kelsen)在1922年[对这本著作]所作的一个批评(这个批评在其他方面是颇有见地的和敏锐的)。他说，为“集团心理”提供一个这样的组织，意味着“集团心理”的人格化，就是说．意味着把个人心理过程的独立性归诸“集团心理”。
